宋徽宗赵佶皇帝当得不怎么样，但一身的艺术细胞，其书画造诣颇令后人称道。其实，人们忽略了他的另外一个大能耐，就是效率极高的造人业绩。赵佶的膝下，单是女儿，就前后生了三十四个。

　　帝王家的女儿，一直的称谓叫“公主”，加上封号全称就是“XX公主”，比如汉高祖刘邦的大女儿叫“鲁元公主”，唐高宗与武则天所生的“太平公主”，等等。到了徽宗赵佶这里，也许是浑身的艺术气质无处挥洒，他决定在女儿们的称谓上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华。由他钦定，专门颁诏，凡他的骨血，女儿们一律不再沿袭“公主”的称谓，改叫“帝姬”。

　　“帝姬”听起来是比“公主”要有震慑力，但同时也引起了另一个误会，容易让人联想到帝王的姬妾。徽宗皇帝更改女儿们的称谓，当然既不单单是为了显示皇家威仪，更不可能是希望你把他家女儿都当成帝王的嫔妃——那不乱伦了嘛!徽宗的这一别出心裁，自有他的理由。

　　《宋史》(卷一百十五.志第六十八.礼十八.嘉礼六)记载，徽宗赵佶说，他爸爸神宗赵顼时，就曾有过改女儿称谓的念头，只因当时大臣们不给力，最终没有弄成这个事。他现在是来帮助实现先帝的遗愿。这是原因之一。原因之二是，朕让有关部门的官员查阅了一下古代史籍文献，在《诗经》“雅”这一部分内容里发现，周王室的女儿就不叫公主，而称作“王姬”。有大臣提醒徽宗，周王室家族原本姓“姬”，人家兴许是以“王姬”一举两得，既表示是姬氏血脉，又彰显乃王室之女。赵佶说咱不管他那一套，反正自古以来，周礼最为完备、最具规范，“考古立制，宜莫如周。”咱应当效仿周朝，朕之“公主”统统改称“帝姬”。第三个原因，“公主”之名有些含糊，凡王公贵族之女，随意起来都动辄唤作“公主”，而“帝姬”，显而易见专属帝王家的闺女独享，非王公贵族家丫头敢冒名也。

　　天子一言九鼎，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，此后徽宗皇帝的家里就再听不到“公主”的叫声，常挂在婢女们嘴边的是“贤福帝姬”、“仁福帝姬”、“惠福帝姬”，总共二十几位“帝姬”(三十四个里早夭了十几个)。

　　要说徽宗皇帝这名称改得还是蛮新颖，蛮有创意的，可女儿们跟着一个只顾吃喝玩乐、不善经管江山的老爹，不仅没享到福，相反，受老罪了。金人灭宋，徽钦二帝亡国被俘，儿女们也都跟着受水，一起做了金人的阶下囚。一大群的金枝玉叶被金人掳往北方，其中好几个“帝姬”给金军首领当了小老婆，有的被用作使唤丫头，有的甚至被散放于兵营做了“军妓”——“帝姬”这回真成了“低级、地妓”，还有的因各式各样的原因走失而不明了下落。

　　徽宗这一大群“帝姬”们，事后可给他儿子南宋高宗赵构带来了不少麻烦。南宋偏安江左建都杭州后，先后不断有女子找到朝廷，都说是徽宗的“帝姬”、当今天子的妹妹。

　　“绍兴中，有商人妻易氏者，在刘超军中见内人言宫禁事，遂自称荣德帝姬。”南宋绍兴年间，一个姓易的商人之妻，偶然在刘超的军营里听到徽宗帝姬失散的事，便大着胆子冒充说她就是曾经的“荣德帝姬”。地方官员不敢怠慢，忙派人将其送到宫里，老爷子生养的兄弟姊妹太多了，高宗赵构也搞不明白究竟是不是，命内夫人去查验，结果仔细查体、询问，才发现是假的。想投机取巧寻富贵的易氏，最后被投进监狱，棍棒打死。

　　“又有开封尼李静善者，内人言其貌似柔福，静善即自称柔福。”又有一个开封的尼姑，名叫李静善，听宫里人说她长得像“柔福帝姬”，她就将计就计自称就是“柔福帝姬”。蕲州兵马统帅韩世清听说后，赶紧派人把她送到杭州，高宗让太监冯益前去验视，冯益显然是不负责任敷衍了事(极有可能是假柔福性贿赂了冯益)，回报皇帝说是真的。赵构立马封李静善为福国长公主，钦命下嫁永州防御使高世荣。后来高宗赵构与金人协商，要回了自己的生母显仁太后，跟随太后一起南回到杭州的宫女揭发李静善是冒充的“柔福帝姬”，她被扣押起来。又过了不久，内侍李鍨从金国回来，说他在五国城(今属黑龙江依兰县)见过“柔福帝姬”，嫁给了一个叫徐还的男人，已经死了。真相大明，冒名顶替“帝姬”的尼姑李静善被判死刑，偷鸡不成反蚀把米。

　　从“帝姬”们后来的命运结局看，徽宗皇帝给女儿你们改称谓的举措，实在有些不靠谱。非但没能让女儿们更光鲜耀眼、幸福美满，反倒是历经磨难、死无葬身之地。迷信点讲，人名称谓还是轻易不要改的好，太讲究、太花费心思于名号，结果常常适
北宋高俅简介?宋代高俅简介_1

　　秘书原本的职业定位，相当于绿叶，没台词，不露脸;如今却常上头条，劲爆得很，甚至专门有了“秘书帮”。有些秘书的“成长路线”，不过是条抛物线，靠着领导平步青云，然后开始膨胀，最后，“啪”地一声从青云跌落。然后，就没有然后了。北宋末年的高俅，就是这么一位“抛物线”秘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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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跟对人，很重要

　　《水浒传》里说高俅是个市井小混混，小说家言，不可当真。《挥麈后录》卷七载：“高俅者，本东坡先生小史，草札颇工。”他不但是苏东坡的秘书，还写得一手好字，抄录誊写，颇为出色。宋哲宗元祐八年九月，东坡先生以翰林侍读双学士外调知定州，将高秘书推荐给了时任知瀛州的曾布，被曾布以“史令已多”为由婉拒，复荐其跟了好友王晋卿，也就是王诜(小说里的小王都太尉)。《水浒传》里说高俅是个市井小混混，小说家言，不可当真。《挥麈后录》卷七载：“高俅者，本东坡先生小史，草札颇工。”他不但是苏东坡的秘书，还写得一手好字，抄录誊写，颇为出色。宋哲宗元祐八年九月

　　如此，问题也就出现了，苏东坡为何要在离京时将高俅“送”人?综合来看，应该是高俅自己想离开的，原因就在于他觉得没盼头了。

　　北宋中后期新旧党争异常激烈，苏东坡属于旧党。此前曾被新党折磨得够呛，“乌台诗案”就是新党整治他的经典之作。

　　高太后临朝那几年，旧党秉政，苏东坡受到重用，却因公开反对司马光对王安石新政的全盘否定，受到了旧党的排挤，仕途一片灰暗。元祐八年，高太后去世，新党再次上台，苏东坡外调其实是被贬。桌面上的政局变化以及主子权力的削弱，高秘书不可能瞧不出来。

　　跟领导出京，机关牌子小了，靠山不硬了，看不到希望了，遂请求主子利用人脉关系，给他重新选个主子。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嘛，苏东坡是个重情重义的明白人，小秘书要求“进步”的心思，他是领会的，只要不走邪路，就遂了他的愿吧。于是刚到定州的高俅又回到了京城。

　　有机会，要抓住

　　说起来呀，苏东坡对高俅实在够意思，推荐的两个主子，都很不简单。比如曾布其人，份属新党，却先后与新党主流派王安石、吕惠卿等人关系交恶;不见容于旧党，却跟旧党大佬司马光、苏东坡等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也就是说，曾布是个很会做官的人，知道怎么为自己留退路，难怪《宋史》将他列入《奸臣传》。让高俅跟曾布，靠山是选对了，可惜曾布不要，奈何!

　　王诜就更牛了，著名画家，贵族出身，还是宋神宗的妹夫，端王(后来的宋徽宗)的姑夫，皇亲国戚呀。王诜跟苏东坡交情不浅，“乌台诗案”发生时，他两是一对难兄难弟。但王诜本质上是个纨绔子弟，不涉党派之争，与苏东坡的友谊，仅限于琴棋书画饮宴唱和。让高俅跟王诜，在皇亲国戚身边混，机会肯定不会少。这不，高秘书在王诜身边干了七年，机会来了。

　　大概是元符二年下半年吧，王诜出任枢密都承旨，有一次上朝，遇到了端王。史料里是这么叙述的，说端王鬓角乱了，出门时忘记带蓖刀子，王诜就把自己的拿出来给端王用。端王看蓖刀子式样很可爱，王诜就说这种式样的有两把呢，回头让人把那把没用过的给您送去。晚上一下朝，果然就派高俅当差去了端王府。这对高俅来说，是一次绝佳的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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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们说，机会面前人人平等，但机会只属于那些善于抓住机会的人，高俅正是个中高手。当时端王正在踢足球(蹴踘)，高俅的球技也够国家队水平，为了表现自己，他一边看球一边“睥睨不已”，也就是故意流露出有点瞧不起端王球技的意思。端王一看这人表情有异，就问：莫非你也是同道中人?就叫过来试球，一试之下，果然不俗，于是就留下高俅，倚为亲信。

　　“小石子”发力飞腾

　　高俅的运气确乎好过常人，跟随端王没两月，宋哲宗死了，端王华丽变身，做了宋徽宗，高俅也就顺其自然的成为潜邸“旧臣”。这个末班车搭的太有价值了，荣华富贵说来就来，挡也挡不住。

　　那么，是不是说高俅马上就可以做大官了呢?也不尽然。

　　《南渡十将传》卷一“刘錡传”记载：“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，上即位，欲显擢之。旧法，非有边功，不得为三衙。时(刘)仲武为边帅，上以俅属之，俅竞以边功至殿帅。”宋徽宗倒是很想提拔高俅的，然而爱莫能助。因为朝廷有制度，祖宗有家法，文官必须是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才能做，武官虽然不需经过科举，但高级武官的晋升必须是立过军功的才行。

　　高俅的文化水平比他的球技差远了，参加科考肯定没辙，只能放弃文秘老本行，从低级武官干起。当然，有最高领导的眷顾，有潜邸“旧臣”的身份，他到哪儿都是个角儿。那几年，高俅下基层，跟着大将刘仲武在西北混。崇宁三年十月打了一次不小的胜仗，功劳虽是刘仲武的，但功劳簿上肯定少不了高俅。崇宁四年五月又以武官身份随外交官林摅一起出使辽国，成功拒绝了辽对宋夏战争的“调解”，又是一个大功劳……

　　随着“军功”积累得越来越多，高俅这枚“小石子”终于越飞越高。《宋史》本纪云：“政和七年春正月……庚子(十日)，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。”“宣和四年五月壬戌，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。”另据《靖康要录》言，高俅还做过检校太保、奉国军节度使、简国公，位极人臣。

　　自作孽，摔得惨

　　秘书晋升为领导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在啥位谋啥政，把工作干好，没人会说三道四，顺顺当当干到退休，保住晚节，所谓的抛物线也就不存在了。但是，如果自以为靠山硬，人脉广，恣意弄权，胡作非为，祸国殃民，那结果就不好说了，“你懂得”。高俅就属于后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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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东京梦华录》里说，有一次皇帝检阅水军训练情况，高俅安排“横列四彩舟，上有诸军百戏，……又列两船，皆乐部。”科目训练则是“旋罗”、“海眼”、“交头”等。有音乐，有杂耍，煞是好看，可打起仗来这等花架子有用吗?还有一次是皇帝夜宿大庆殿，高俅负责安保,“兵士十余人作一队，聚首而立，凡数十队。各一名喝曰：是与不是?众曰：是。又曰：是甚人?众曰：殿前都指挥使高俅。”瞧瞧他多会作秀，通过士兵的声音,让皇帝知道他是尽心尽职的。京城防务交给这样的人，宋徽宗也真是荒唐。

　　高俅抓军事不行，徇私敛财搞裙带却很有一套。

　　自打他发迹之后，高家老小个个“鸡犬升天”：父亲高敦复做了节度使，兄弟高伸中进士后，火箭般的升任延康殿学士，另一个兄弟高傑，做了左金吾卫大将军;高俅的儿子们也个个进入体制内，高尧卿是岳阳军承宣使，高尧辅为安国军承宣使，高尧康为桂州观察使。朝廷好像是他们家开的。他管理禁军，常挪用军队地皮盖自家宅邸，还喝兵血，克扣将士们的饷银，搞得士兵无心训练，“凡私家修造砖瓦、泥土之类，尽出军营诸军。请给既不以时，而俅率敛又多，无以存活，往往别营他业。”(《靖康要录))

　　经过高俅的多年折腾，大宋王朝的禁军沦为了一支毫无战斗力的部队，“人不知兵，无一可用”。《靖康要录》尖锐的指出：“朝廷不免屈已夷狄，实(高)俅恃宠营私所致。”“恃宠营私”四个字，可谓一语中的。

　　靖康元年，金兵来犯，宋徽宗吓得差点尿裤子，赶紧禅位。靠山靠边站了，高俅也该倒霉了。宋钦宗甫上台，第一个打击的对象，正是高俅。

　　先是正月六日削其兵权，任命外戚王宗濋担任殿帅;随后在正月十二日，又下令抄了他和蔡京、童贯等六贼的家，获银500万两。高俅的两兄弟高傑和高伸也被抄家，由于隐匿财产还被告发贬了官。

　　宋徽宗南逃，高俅、童贯等扈从南下。行到中途，高俅“以疾为解，辞归京师”，五月即病重，“独死于牖下”，躲过了法律制裁。但他丝毫没有得意的理由，折腾了一辈子，聚敛无数家财，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;按惯例，像他这么高级别的官员去世，“天子当挂服举哀”，但宋钦宗愣是不同意给予他这份哀荣，彻底否定了高大秘的一生。咎由自取，怪不得别人。